爱入骨髓资本圈内的暖男和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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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disgood.”（贪婪是好的）——这是年上映的好莱坞经典影片《华尔街》中的经典台词。它点破了资本圈这个造富永动机、人性斗兽场的原动力，又被多少圈中人暗中奉为圭臬。

但贪婪并不是资本圈的全部，人性的追求也绝不仅在金钱、欲望一端。这个寒冷漫长的冬季，在资本圈中人的围炉夜话中，时常能听到一些关于公益的话题和人物。他们不是金融大腕，也没有去追求公众和媒体的认可，只是在繁忙到令人窒息的工作打拼之余，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点点滴滴的善举之中。

记录下这些资本圈里的“暖男”、“暖女”，记录下他们的善心与善行，同时不妨反身自问，职场拼杀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正如中信建投林煊所说，幸运与不幸，只是个概率，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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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爱入骨髓

十二年后的来电

年4月，手头几个项目刚好到了冲刺的关键节点的时候，中信建投投行部的林煊忽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北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有一位需要骨髓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和您血样匹配，能抽出时间来为他（她）捐献造血干细胞吗？”

被问到接到电话时的第一反应时，她哈哈大笑：“就是运气好呗，抽奖一直都抽不上，捐骨髓就抽上了。”

这是一个未开口先闻笑声的开朗女子，清瘦阳光的面孔、坦诚清澈的笑容，语速很快，略带一丝湖南口音。外人眼中，她是白（领）骨（干）精（英）加“女汉子”的杰出代表——证券市场首批保荐代表人，人才济济的中信建投投行部董事总经理，中国电建、中国国旅等一批重头IPO项目的“关键人”。而熟悉她的人看到的还远不止这么多。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与林煊共事多年的一位朋友和同事说。“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她很淡泊，别人的事，她看得很重。”朋友举了两个例子，年北京房价刚开始涨的时候，她把钱借给了部门里急着买房结婚的同事，自己却没买房；投行部发展速度快，从她的手下挖人或者分拆新部门，每一次她都大开绿灯。“她的兴趣，不在赚多少钱、有多高职级上，她的兴趣，除了看书、旅游、运动，剩下的，就是做公益。”

林煊做过的公益活动可以拉一个长长的清单：她是某著名创业组织的导师志愿者，是希望工程项目——云南迪庆“菜根小学”的援建发起人，此外，她还有二十多年的无偿献血史。

“90年代在人大读书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献血。后来没断掉，陆陆续续的有十几次吧。”林煊轻描淡写地说。

年，她献血时看到宣传资料，介绍造血干细胞捐献可以挽救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想都没想就捐献了血样、留了手机。“简简单单的抽了个血样，没多想。如果能救人，为什么不做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时隔十二年之后，如同茫茫大海中两叶小舟的不期而遇，她当年留下的血样迎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求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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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在我国，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各类肿瘤中已经升到第六位，患者约万人，加上日益严重的污染、辐射等因素，白血病患者数量还在以每年4-8万例的惊人速度增长。而业内人士表示，实际情况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字。

张云，一个身患MDS（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过去也称为白血病前期）的90后女孩，于年9月完成骨髓移植，目前在康复过程中。

“健康的人很难体会，一个白血病患者家庭在经济、身体上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痛苦，我的身边几乎每天都有病友挣扎、恶化、离开，找不到匹配的血样、承受不了诊疗费用、精神和经济上支撑不下去，都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张云说，她目前靠手工制作手钏在网上售卖，来补贴庞大的诊疗费用和偿还借债。

在庞大白血病患者群体中，张云还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能足够幸运的找到与自己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匹配的对象，并且完成移植手术。

“有血缘关系的HLA相合率能达到25%，而非血缘关系的HLA相合率则非常低，只有几百分之一到几十万分之一。”医院血液科主任梁爱斌教授说，“实际操作中更难的是，即使遇上相合者，对方也未必愿意最终捐献出来。”

一方面我国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总体基数较小，骨髓库样本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国内外都存在大量的志愿者“因家庭压力等原因”拒捐的案例。美国媒体报道，全美的拒捐率高达近50%，而日本学者统计亚洲志愿者中也有约60%都最终拒绝捐献。梁爱斌教授接触过两个案例，都是志愿者最终选择了放弃捐献。对于病患一方，这样的放弃是极其残酷的，因为没有干细胞源，就将直面死亡。

截至年1月末，仅有名白血病患者曾经申请过中华骨髓库的匹配查询，其中仅有例通过中华骨髓库进行过造血干细胞捐献和移植。即使按照万患者的保守数字估算，查询者也只占病患总人数的0.%，而捐献和移植者只占0.%，也就是十万分之一。

救别人就是救自己

“献血是献血，献骨髓是献骨髓，万一伤了身体怎么办？”

“捐骨髓有年龄上限的，你何必冒这个险？”

“几个大项目都要冲刺了，天天加班到下半夜，一个钟头掰成60块，身体本来就吃不消，干什么那么拼？”

接到电话之后，林煊身边的不少亲友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一直支持她做公益的父母。

林煊的父母是上个世纪60年代归国的华侨，大学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湖南一个边远矿区，几经磨难、辛劳终生，拳拳报国之心却始终未泯。老人们是宽仁的，同时也是疼惜爱女的。“救人，他们是无条件支持的，但会不会有感染，会不会产生后遗症，我个人最初都有疑问，何况是老人。”林煊说。

尽管可以在公开渠道查阅到大量资料，但林煊发现很少有针对潜在的捐献者进行抽茧剥丝式的理性分析和论证的科普文章。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投行尽职调查的功力派上了用场。从翻阅资料、查访论坛，到与其他志愿者交流，林煊很快成了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个话题的半个专家。

“其实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可怕，在技术上，海内外已经相当成熟。捐献造血干细胞很像是一次夸张点的献血。只不过时间久一些，准备工作多一些。说到风险，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基本可以忽略。”林煊说。

很多朋友会反复向林煊追问这一点：“尽管出问题的概率不大，但是一旦遇到了，对捐献者本人同样可能是灭顶之灾。自己怎么办？老人怎么办？何必冒这个险呢？”

林煊顿了一顿，回答说：“我一直觉得，人是否健康其实是个概率问题，决定权不在自己。如果能有幸拥有健康，除了自己该庆幸，其实也意味着有能力去帮另一群人。为什么不帮呢？帮别人也就是帮自己。”

手术台上的捐髓者们

之后的三个月时间，林煊挤出时间完成了高分化验、体检。年7月25日，医院血液科，她开始连续四天注射动员剂，以便让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大量释放到血液中去，为后续提取和移植作准备。“有点类似高原反应的头痛、头晕，但不太严重。”

29日，北京天气由雨转晴，天空中铺展开一片久违的湛蓝。早8点，林煊躺上手术台，血细胞分离机通过她左臂内长长的的采集管把体内的血抽出来，通过仪器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后，再把血液从右臂输回。四个半小时内，这条生命管道的血液周转量将达到毫升，相当于自身血液总量2.5倍。

“那四个半小时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都没想。挺小的事儿，来看的人来来去去的，搞得还挺严重的样子。”她笑着说，随后她提到了两个志愿者。

有个志愿者，是一个承包工地的小老板，朴实得“掉渣”。捐献手术前后几天，还在忙着跑工地。“打完动员针，自己偷偷跑到工地上去了，到了抽血时，再跑回来。这事其实挺危险的，估计他也没其他人可以帮忙的，就这么着，把造血干细胞给捐了。”

另一个是北京本地刚刚大学毕业的男孩子，上半年捐献过干细胞，林煊手术那天早早过来，话不多，一直陪到最后。“天气还挺热的，病床上捂着被子，我自己不能动。那个男孩过一会儿就会帮我把被子掀起来，拿旁边的杂志扇几下。”林煊说，这个男孩儿献血，包括捐献骨髓，一直瞒着家里，“挺神的，怎么做到的？爸爸妈妈整天见面，就能瞒过去？这个孩子不一般。”提到这些“小人物”，林煊总是眉飞色舞。

她自己的手术在29日中午12点半成功收尾。医生从分离机中取出一小袋殷红的、带着体温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60毫升造血干细胞将在当晚输入那位素未谋面的患者体内。

“不想知道自己救的是谁吗？”“有点想，不过约定俗成的，捐献者和被捐献者之间是互相不见面，既是为了保护被捐献者，也是保护捐献者。”林煊说。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林煊捐出的造血干细胞输入了一位罹患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年轻母亲体内。林煊说是谁并不重要。“后来在群里问过她怎么样了，得到的反馈是还不错，需要半年到几年的排异反应观察期。真心希望她能恢复健康。”

“我还有一点想法，看看在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普上能不能做点事情。如果能制作一个片子，从科学角度掰开了揉碎了讲解清楚，骨髓捐献对于志愿者是无害的、没有危险的，相信更多的人会站出来，上百万等待骨髓移植的病人就可以得救。”林煊的笑容，一如既往的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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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让无力者前行

初识DMD

年，在资本圈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老陈”陈慧谷去拜访好友医院医生李西华。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了DMD（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那一刻，他被震撼了。

一对远道而来的农村夫妇，带了一大一小两个儿子来看病。大儿子是已经确诊的患儿，近十岁，坐着轮椅，歪斜着头，整个身体被固定在轮椅的座位里，胸部用一个宽宽的绑带绑着，腿和胳膊无力的耷拉着，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小儿子只有两岁，看上去和普通孩子一样。父母希望确认，小儿子是否是个健康的孩子。

李医生让这个孩子扶着楼梯向上走时，孩子抬起了左腿落在第一级台阶上，却怎么也抬不起右腿完成这一步。

“我必须得告诉您，小儿子也是DMD患者。”李医生无奈地下了诊断。

孩子的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声撕裂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孩子父亲和两个孩子呆呆看着，不知所措。

这是一个典型的DMD家庭，由于基因遗传，有病在身的两个孩子将终生无法运动，无法正常上学、工作，并且基本不可能活过三十岁。而他们的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都很难摆脱恐惧和绝望的阴影。

和年因冰桶挑战而被很多人了解的渐冻人症（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简称ALS）非常相似，DMD其实更为严重，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绝症。统计显示，每3个新生男婴里就有一名DMD患者，我国已被列为DMD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接触了DMD患者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是绝症患者，但同时，他们在社会、媒体甚至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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