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文杰

老爸说我五行缺木缺水，于是在我名里取杰字，我在家族里的字辈是文，所以老爸给我我取名为文杰。我属牛，今年又逢牛年，恍惚间，我已在这世间活了两轮生肖。我莫名的相信，人逢本命年，必将将有幸运降临，对此，我满怀期待。在幸运降临之前，我先回忆一下我自己。在求学的道路上，我总觉得我命里犯二：二年级、初二，我转学；高二，大二，我休学。我没上过学前班，直接读的一年级，老师就是我本家的幺叔，他即教拼音也教算术。教了一年，他觉得教书没什么前途，就不当老师了。二年级，我转入了我们村里公立的小学就读，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李，她的具体面貌我已想不起了，可她打在我脸上的一记耳光，烙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一次课间，和我坐一桌的同学拿那个笔芯坏掉了的圆珠笔朝我衣服上弹墨水，我气愤不已，便和他撕扯起来。李老师对这件事的处理很是简单粗暴，一来就是给我们两一人一个大耳光，然后把我们叫到讲台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一翻，也不由得我们为自己辩白，最后命令我们两个把各自的袖子撸起来，伸出手掌，用细竹条笞打三下以表训诫。在李老师逻辑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既然是打架，那必定是两个都有错，有错就必须受到惩罚，惩罚一定要公平，因为只有公平才能彰显老师的威严。这件事让我感觉非常委屈，我是一个受欺负的孩子啊。我不敢告诉家长，因为在老爸的逻辑里，老师都是对的，老师打学生，那必定是学生犯错了。渐渐的，对于老师，我都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初一还是在我们村里读的，老师是四个湖南人，男老师是三兄弟，姓杨，私底下我们都称他们为大杨、二杨、三杨；女老师姓李，是大杨的妻子。他们因何缘故来到我们村里教书，我不得而知，明确的是，他们在这里教书的十余年，让我们周围村寨里的许多年轻人得以读完初中。当时，他们除了教我们初一班，还教了一个初三班，四个老师教两个班，那必须得身兼数职了。在我们初一班，大杨教的是英语；二杨教语文、历史、地理、生物；三杨教数学和政治。至于初三班怎么分配，我不甚清楚。三个老师的教学风格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写笔记，每节课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擦，擦了写，写满了又擦……这让坐在前排的同学吃了不少粉笔灰。我们跟着抄，有的抄在笔记本上，有的抄在书上，总觉得抄了就不容易忘记。一年下来，我的书上、笔记本上都写得满满的，可真正理解记忆的东西，却寥寥无几。初一结束，这四个老师就不在我们村里教书了，有人说他们是遭人排挤，也有人说他们是受到其他学校的聘请，后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现在他们确实是在赫章县城的私立学校任教。总之，初二我必须得转学。在一个堂哥的帮助下，我转入了纳雍三中，它的另一个相对高雅的名字——雍安育才高级中学。这里的教室比村里的教室敞亮得多，课桌也不是村里六个人坐的那种长条桌子，每个学科都有专门的老师教课，虽然他们上课的普通话不算标准，但绝不会夹着有点搞笑成分的湖南口音，他们上课要求抄的笔记不多，以至于我在这里读的两年初中都没用上一本笔记本。在这里让我记忆深刻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政治老师，他姓钟，光头，身材不高，却很壮实精悍，打篮球的动作很是帅气。听说他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有着硕士文凭的老师，在教我们政治的那年，他还教高中的英语。他上课很少在黑板上写字，重要的知识点就让我们在书上勾画，需要补充的也只是口述，让我们自己记。至今我仍记得他让我们在书上勾下并叮嘱说最重要的必须记住的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很少让我们去死记硬背，每讲一个知识点，都要尽可能的举个例子加以说明。他很会讲故事，能把我们学过的知识隐藏在故事里，通过分析故事，把知识串联起来教给我们。另一位是英语老师，姓郭，她体态丰满，蓬松的刘海下一张圆润的面孔，着上淡妆，看上去显得端严慈和，端严起来让人惧怕，慈和起来却很亲切。郭老师对我们的学习极为负责，每上完一个话题就要听写一次，不过关的同学要被罚抄许多遍单词，至于多少遍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不曾被罚过。除了听写单词，重要的短文短语也要我们背诵，课后习题也要我们同步做完。我们做过的习题郭老师几乎都要讲解，有时候时间不够讲，她就会拖堂或者占用我们体育课的时间。那时我们对郭老师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不满，读了师范专业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郭老师的良苦用心，原来她生怕少讲一道题，我们就错过了一个知识点。郭老师上课不喜欢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唱独角戏，她时不时的会点学生起来回答问题，以防止我们在课堂上开小差。点到我回答问题的频率是很高的，刚开始我英语说得很蹩脚，还夹杂着一股大杨老师传授湖南味，郭老师听了并没有直接说我发的音不对，而是用标准流利的音再重复一遍我的答案或者纠正我的答案，然后就示意我坐下，坐下后我会轻轻地模仿郭老师发音，次数多了，我的英语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高。经常被点起来回答问题，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老师的关心，这种感觉，真好。我对郭老师是打心底里尊重敬佩的，可不知为何，每当我在学校里或者路上遇见她，我都是想方设法的避开她，连上前去道声老师好的勇气都没有，郭老师在课上不点名地批评过此事，我很是羞愧。一直想对郭老师说声谢谢，始终都没有开口，现在，我也不打算说了，感激一位老师，何必挂在嘴上呢，放在心里又何尝不可。初二这次转学，是我第一次来到纳雍县城，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好在这一年我三姐还在纳雍读高三补习班，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是她带了我一段。在学习上，我有什么不会的都可以的问她，不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物理，好像没什么难题可以难得住她。在生活上，我跟她学怎么买菜、怎么做饭、怎么洗衣服……她去上大学了以后，我总算学会了怎么一个人独立生活。三姐在高三补习班的班主任成了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我和三姐读了同一所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专业都是物理师范，教她的老师也刚好教了我，只是她获得过三年的励志奖学金，而我，有几科考试差点挂科；大学期间，三姐上过家教，我上过辅导班。所以在家我和三姐比较聊得来，关系自然最亲。中考我还考得不错，很顺利的进入了纳雍一中的“尖子班”，也叫“网络班”——主要由成都七中的老师远程视频授课，一中这边的老师辅助解疑答惑。在这里，我很庆幸能遇到几个趣味相投的小伙伴。南哥，本来他名字里不带南字，不知道是谁说他长得酷似电影《古惑仔》里的陈浩南，于是我们大家都叫他南哥；老二，在家排行老二，他家里就给他取了这么个敷衍的名字，上了身份证，就不好改了；本来他们是叫我小詹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就成了小三；老汤，只因姓汤。我们租的房子都是在学校的同一个方向，放学后都要同走上一段路程，我们便慢慢的熟识起来，后来一说，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初中都是在三中读的，并且我们都是各自班上的佼佼者，这种优越感是相通的，于是我们聊说的话题就多了起来。老二是一朵奇葩，他没上初三就参加了中考，化学完全靠自学，居然还考得不错，对他，我是很佩服的。网络授课这种教学模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经过高一的慢慢磨合，我们也算适应了这枯燥的课堂生活，可高二我们正甘于枯燥时，却因生病不得不休学了。最先病倒的是南哥，他病得很突然，来不医院，因病医院，具体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听他后来说主要症状就是大量咯血、昏迷，身上插很多管子。第二个病的就是我，我开始只是有些咳嗽、低烧，我自以为就是普通的感冒，熬几天就好了，有天晚上突然高烧起来，烧得我着实难受，好不容易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向班主任请了假，就昏昏沉沉地去了附近的一家诊所，准备去开点药或者打一针。那医生拿体温计给我量了一下，四十多度的体温，打针吃药是降不下来了，他给我打了四瓶输液，当时体温就降了下来，下午我便去上课了。下午放学，我又开始发烧了，越烧越严重，老二怕我有事，当晚就和我睡在一起，那晚我烧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老二向班主任请了假，医院做检查，当时我忘了带身份证，都是用他的身份证挂的号。照了个胸部CT，吐痰化验，从片子上可以看出我的肺已千疮百孔，再结合化验结果，我被诊断为：肺结核，阳性。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只是容易传染，不需要住院，吃些抗结核的药就可以了。医生给我开了处方，我们就去药房买药，那药什么名我记不得了，玻璃弹珠般大小，黑乎乎的，极为难吞。吃了药，我发烧咳嗽的症状减轻了许多，就时不时会有轻微的头疼，不过我觉得这不太影响我继续上课。班主任听说我患的是肺结核，很担心它的传染性，就让我休学了，还让我们全班都去照了胸部CT。休学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呆在出租屋里，拿来二姐闲置的笔记本电脑，准备独自学习。老汤住的地方离我最近，我就拿了个U盘请他帮我把上课的视频拷下给我，老汤也不辱使命，每天放学都拷给我当天的视频。视频是拷齐全了，可我却没学习到位，除了物理课我看得比较多，其他课几乎都没怎么学。没有老师的督促，我便懒惰起来，脑袋稍微不舒服或者心烦意乱，就去床上躺着发呆，接连好几天，我就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光慢慢暗淡下去，直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想起来还有课程没学。我就这样把许多课程落下了。我休学后没几天，老二的眼睛又开始疼了，他之前去上海检查说是眼膜(具体是眼角膜还是视网膜我记不清了)脱落，这次，他又得去上海治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南哥出院了，虽然没有痊愈，病情总算是稳定了，偶尔会咯点血，也不算严重，平时还得吃药，有中药，也有西药；老二也回来了，眼睛里安了一小片透明的东西，不知是塑料的还是玻璃的，每天早上都清洗；医院做了复查，肺结核由阳性转为阴性，几乎不会传染了。某天，我们三个一起去班里上课，被班主任赶了出来，医院的证明。班主任怕我的肺结核还会传染，要医院的证明可以理解，可他两个的病又不会传染，究竟需要证明什么呢？我们去找了那个给我看片子的医生，他是同意我回学校继续上课的，可请他写个证明，他怎么也不肯。终于，高二的第一学期我们都没能回到教室上课。出于无聊，又或是同病相怜，我们经常凑在一起做饭吃，然后就是一翻胡吹海侃，从班上同学到各科老师、从初恋到情敌、从人生的理想到读书的意义、从孩童趣事到辉煌事迹……能吹尽吹能侃尽侃，无有不及。实在吹侃不动了，就下载些电影来看，一块钱下一部，也还不贵，偶尔的，我们也会打开上课视频来学习学习。天气若是晴朗时，就去城郊的田间地头闲逛。我们总能找到打发无聊时光的办法。没多久，老汤也病了，肺结核，阴性。对此，我有些愧疚，若不是因为帮我拷上课的视频经常和我接触，或许老汤就不会患肺结核了。老汤休学了，我们四个正好可以打升级来虚度光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休学的日子确实耽搁了些课程，可也正是因为耽搁了这些课程，我才有充足的时间来琢磨物理。在教室里上课，我总觉得节奏有点快，老师出的例题，我来不及怎么思考就开始讲了，听不懂的地方也不能逗留，跳过了就过了。拷下来听的课就不一样了，有例题的地方我可以按暂停，自己先做一遍然后再和老师讲的对比，从而找出自己错在何处，遇到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反反复复的听，反正有的是大把的时间。课后也不用应付有些毫无意义的作业，心情好了就挑几个有意思的题目来做，兴致来时还能从中总结出一般的逻辑规律。正是这种缜密严谨的逻辑，让我对物理抱有极大的兴趣，这大概就是休学带给我最大的福祉吧。高考老二和我考了同样的分数，他去了河北商贸大学读法学，我则在贵州师范大学读了物理。大一的课程不多，我总想自己赚钱自己供自己生活，可做什么赚钱呢？我学的是物理师范，做兼职教师是我的首选。我去了“新青年”教育机构面试，第一次上讲台试讲，腿一直抖，话也说得语无伦次，面试失败了；我又去“步步高”教育机构面试，这次过了。寒假就被安排到了桐梓上辅导班，我上的是初三和高一物理，上第一节课，我有些不自在，后来和学生们混熟了，给他们上课便成了一种乐趣。这个假期赚了差不多四千块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大一的下学期，周末我就和老蒋去清镇上辅导班(老蒋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起初我和他并不熟。可能是在一节力学课上我上讲台讲了一个题，他觉得我讲得还不错，才来找我和他一起上辅导班的吧。否则，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我们班一百多个学物理的，他偏偏就选中了我。当然，他擅长的是数学)。刚开始辅导班里的老师就老蒋和我，还有两个读贵州医科大学的伙伴，一个教数学，一个教化学。后来辅导班的学生逐渐多了，我们教不过来，就又招了几个兼职教师加入我们。从学校到清镇每人次要二十块钱的车费，我们八个人，每周来回的车费都要着三百多，并且考虑到以后可能还会有人加入我们，车费就更高了，再加上等车也不方便，于是我们就有了凑钱来买车的想法。大二的国庆节期间，我和老蒋还有教化学的老王，我们三个就凑了三万来块钱去二手车市场买了辆七座的面包车，提了车准备去办理车辆入户手续，没想到途中就突然出了车祸，他两都没伤着，却把我的颈椎打错位了，严重的是伤到了脊髓。大学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两个任务，一是把初、高中物理课程都教一遍；二是准备考研。结尾有些遗憾，考研来不及准备，课程只教到一半。出车祸后救护车把我送到了贵医附院，做了一周的颈椎牵引才做的手术。我手术的前一天，老二请假(又好像是逃课)医院看我，医生说我手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失血过多的情况，要家属献血以备不时之需，他就去献了四百毫升。手术后我被推回病房，医生交代说六小时之内不能睡着，老二就一直跟我说话，他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多，才让疲惫的我坚持清醒了六个小时。我知道，抽了血的老二也很疲惫，也很想休息。做了手术后没几天我就被转到了康复科，在这里，给我治疗的都是一些看上去很高科技的机器，它们对我损伤的脊髓的作用微乎其微，收费却很昂贵——每天都要着四千多的治疗费。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康复，我勉强可以坐起来了，对于一个长期卧在病床上的人来说，能坐起来真的是一种奢侈。我病情稳定了些，医院康复，这里的治疗和贵医附院的相差不多，消费却低了不少。这里多了针灸治疗，针灸师在我背上沿着脊椎骨扎了二十针，她用手机照了照片给我看，我开玩笑说把我扎得像个刺猬，我看见了整整齐齐的针，却感受不到如芒在背的痛觉。回避疼痛是人类的一大本能，可我却希望能够感受疼痛，因为麻木比疼痛更让我惴惴不安。医院里过的，康复科里病人很少，值班的医生护士都抱怨没能回家过年而表现得死气沉沉，夜里窗外的烟花依旧像往年一样漂亮，只是这一年窗内的我无心欣赏。过完年，南哥和梅子二姐来陪我呆了几天，天气晴朗医院附近的马路上转转，我很羡慕来来往往的行人，抬腿跨步是那么的轻便自如。医院做康复治疗的效果不大，就回家自己锻炼了，在家一晃就是三年。去年，三姐在医院可以做脊髓损伤的微创手术，就叫我打电话去咨询。我知道神经细胞的分裂周期是很长的，几乎等于一个人的寿命，这意味着人一生的神经细胞都不会分裂增殖。所以对于这种微创手术，我半信半疑。不过我还是打了电话，接通电话的医生自称关医生，他说这手术的原理是向神经鞘内注射神经因子，刺激没有受损的神经细胞建立新的联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损伤的细胞的功能。我听他说的还算靠谱，便和医院治疗。到了暑假，姐、姐夫、堂哥、堂嫂和老爸就医院，开了十四个多小时的车才到，医生医院照顾我，姐她们把我安顿好就回家了，医院照顾我。这里的治疗主要是鞘内灌注，就是腰椎穿刺，把药物注射到脊椎管中，每隔一天注射一次，一个疗程注射六次。医院住了十二天，注射了六次，仍没觉得有什么好转。医生说做完一个疗程的治疗就可以回家自己锻炼了，大约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才有明显的康复效果。于是，我又把希望推迟在两三个月以后。出院回家是南哥送我上高铁的。这时南哥已从贵州大学毕业在河源的一个发电厂里上班，他医院，在医院陪了我一晚，第二天，他和老爸先把难带的东西寄回家，再和我把出院手续办了，接着打车送我们去高铁站，帮我们买了票，把我抱到座位上了，他才又转了三四次车回到河源。这是我第一次坐高铁，还是以病人的身份，出发前心中很是忐忑，当南哥说可以来送我时，我便安心了许多。回家后过了两三个月，我的身体仍还没有什么好转，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对医学了解不多，对于神经的复杂性更是知之甚少，所以对于那个医生的失误预判，我不敢妄加评论。我出车祸是几乎没有外伤的，医院检查才知道是颈椎错位，我以为这就像平时骨折一样，做个小手术复位就好了。污骨鸡(他是我的室友，姓姬，平时爱讲污段子，我们经常在一起嘻嘻哈哈的同学都戏称他污骨鸡)来医院看我时，我请他帮我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后来我知道我的病情并不那么简单，就又请他帮我办了一年的休学，我乐观的认为一年的时间足够我康复了。没想到休学的时间推延到了三年，我还是没能回到学校。现在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渐渐地没有了回学校的念头。学校是学习的好地方，不过离开了这个好地方，也不影响我学习。没能从学校毕业，我就永远是个学生；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足够让我学习一生。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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